1.向老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走上研究世界史，特别是近代早期欧洲史和英国史的道路？您的课题是《英国农业的传统与近代化研究》，您为何选择这个题目呢？
我们那一代人比较理想主义，想做一些对国家有用的学问。近代早期是英国从传统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期，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稍晚的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英国。中国也处于社会转型期，我们可以从近代早期的英国学到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这是我选择这一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我在1982年考上了吴于廑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他是中国最著名的世界史专家。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包括吴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生命才真正开始。吴先生将自己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为地理大发现，讨论海路大通，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二为欧洲从农本到重商的转变。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背后都暗含着对中国现实的关照。谈地理大发现，东西方十五、十六世纪都有大航海的趋势，但为什么西方最后取得了成功，我们却半途而废，这与人们的观念和政府政策密切相关；谈从农本到重商，西方在15、16世纪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一转变，政府还采取了重商主义政策，但中国重农抑商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文革期间破除商品经济，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实际上是传统观念的沉渣泛起。现在看来，吴先生谈从分散到整体、从农本到重商，其实都是讲国家要改革开放，要发展商品经济。做学问，学术肯定要放在首位，但是如果选择的研究课题能有一定的现实相关性，那就更好了。
我研究英国农业的传统与近代化，是因为近代早期英国的转变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是商业化、城市化以及后来工业革命的基础或前提条件。过去我们对近代早期英国农业变化的理解较为片面和教条，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和“圈地运动”，忽视技术和经济层面的内容，因而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另外，英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与英国特定的环境、特殊的技术和经济结构有关，中国不能盲目照搬。
2.向老师，在您从一名青年学者成长为一名卓越资深学者的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困难或阻力？如果可能，您能和我们分享您当时的环境和解决之道吗？您对今天的青年学人有什么建议？
在八十年代，我选择做学问是因为自己的确很喜欢，然而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做学问很穷，生活压力很大，而且在国内做世界史研究的条件很差，尤其是缺少原始资料，有时感觉要继续下去还真的看不到希望。当时有一些天分很好的学生，硕士毕业就去从政或者经商了。我也有一两次准备去法学院或去政府部门工作了，向吴先生提出过。吴先生批评了我，认为我还是应该走学术的道路，所以我留下来继续做历史了。1991年到英国留学后，做学问的条件得到改善，经济状况也好了很多。在我们那代人中，我算是比较幸运的。
今天青年学人面临的的困难和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一方面生活条件和做学问的条件改善了，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选择了做学问，同行之间的竞争压力大了。加上行政部门的量化考核，让做文科的，尤其是做人文的很不适应。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不同，是精神产品，好的人文作品就是一件艺术品，能够被人品尝回味。但量化考核机制更多要求的是产品而不是艺术品。当然时代在变化，我们也不能总守着农业社会的慢节奏，需要在质量和数量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我想说的是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此外，尽管现在研究条件有很大改善，但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做外国史仍然有难度，中青年老师升职称较慢，这一方面需要领导充分考虑专业特殊性，另一方面也需要中青年老师的学术坚守。
3.问一个学术术语方面的问题。在演讲的标题中，您为何用“世界史”（World History）这一概念，而不用“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者“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您如何看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呢？
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什么是世界史仍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世界史是全人类的历史，包括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和地区；有人认为世界史是除去本民族历史的外国史；还有人认为世界史是对人类历史的宏观把握，包括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探讨相互间的联系和交流，以及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等等。吴于廑先生认为世界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有它的特定内涵，世界史研究世界是如何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英法德中都有各自的民族史或国别史，世界史要跳出民族史的叙事框架探讨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过程。
全球史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从美国兴起的一种编纂世界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为考察对象，不同程度地反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但是，早期全球史家并没有摆脱对西方历史经验，乃至话语体系的依赖，因而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清除“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是典型的一例，此书的主要论点是全球史的动力在于西方的扩张。本特利《新全球史》力图超越“欧洲中心论”，围绕新概念“跨文化交流”展开，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框架和话语体系。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采用较为宽泛的世界史概念，既包括外国史，也包括晚近出现的全球史。世界史是对本民族之外历史包括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交往历史的研究。
4.向老师，您在《从民族史到世界史：英国和中国的新趋势》一文中提到了“史观派”和“史料派”之间的论争。在您看来，近几十年的历史学界仍然在延续着这一论争吗？有何表现形式？您认为“需要重视经验研究，以赢得民族史学者的尊重，并缓和历史研究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冲突”，可以再就此阐发一下您的看法吗？
中国史学界有一派讲究史料考证，傅斯年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另一派重视理论，被称为“史观派”。“史观派”主要是受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学者，强调阶级斗争，习惯于将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简化为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郭沫若是“史观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也做过一些实证研究。直至今日，“史料派”和“史观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仍在继续。关于这个问题，王学典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做过很好的学术史梳理。我个人认为，两派之间的对立或分野可能也不那么绝对，还是有些人走中间道路的，既讲“史观”又讲“史料”。历史研究如果变成纯粹的史料考证也是有问题的，这不是当今史学发展的方向。
西方也有类似的争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二十多种文明，并断言，文明得以崛起的原因在于它成功地应对了环境的挑战。这严格说来是一种历史哲学，特雷费-罗珀就批评其“不真实、无逻辑且教条”。埃尔顿在《历史学的实践》中也对汤因比进行过严厉的批评。不过，埃尔顿过分强调原始资料，特别是政府档案，宣称历史仅以过去为目的，似乎又走过了。他不仅批评汤因比，还批评像R.H.托尼这样重视大问题，对下层民众持同情态度的历史学家。他在1968年发表的题为“历史的未来”演讲中，宣称史学界存在一种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热衷大问题、充当预言家的不良倾向，其中托尼表现最突出、影响最恶劣。他所写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宣传，他的历史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所支配，全都不可信。但晚近的研究表明，埃尔顿对托尼的批评是不够公允的。他的批评更多的是反映了英国右翼史学家对左翼史学家的仇视情绪。换句话说，一个最号称客观的历史学家也很难做到真正客观。在我看来，21世纪的英国史学界变得宽容多了，虽然基于原始材料的具体研究是基本要求，是史学入门的门槛，但历史学家也关注大问题，也不完全排斥史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一种新共识的出现，是史学共同体成熟、自信的表现。
5.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全球史，还是目前在国内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史和艺术史，其来源都是西方学界。您认为中国学者如何能够发挥优势，在较为宏观的层面上为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呢？
中国史可能是一个切入点。中国史和世界史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将中国史带入世界的框架中，民族的就成为世界的了。过去中国史只做我们本国的历史，比较封闭，目前中国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观念的影响，但在宏观理论层面可能仍然处在学别人的阶段。我个人认为，既要打开国门，也不能迷失自我，要有文化自信。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的背景下，也许能够提出一个自己的解释框架。在中国做英国史相对困难，但拥有他者的视角，或许也是一种优势。现在每年都有很多国外大学要和复旦大学进行交流合作，这在十多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采访者：高轶旸
采访时间：2017年12月6日21:30-22:05(UTC)
采访地点：Holiday Inn, Oxford 一楼大厅
